是老百姓当政府部门的“考官”，而不是政府部门当老百姓的“王爷”，这种貌视的角色错位不仅反映出政府部门服务意识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而且还反映出他们对于扭转行风和还权于民等方面的极大决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政策过程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老百姓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方面的民主权利都没有得到根本重视和有效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请老百姓来当“考官”是在尊重人民民主权利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因而值得赞扬和发扬。

从民主管理的角度讲，政府管理过程需要公众参与，这不仅要求百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而且，还要以一定形式对政府公职人员进行有效地监督与考核。只有实现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防止政府部门视百姓利益与要求于不顾的不良现象产生。决策学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之前，不要急于决策，说的正是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的必要性问题。

同时，让老百姓当政府部门的“考官”还架起了百姓与政府部门相互交流的桥梁。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天然地偏向弱势阶层。应该倾听他们的情况、感受，他们的需求、诉求。社会公正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制度机制建立起来的。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不仅仅是要由上级部门和领导的决策来调整社会政策，更要扩大公众参与，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人民群众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根本和谐。

当然，老百姓能否当好政府部门的考官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必要的公开信息，也只有政府部门把自己掌握的和自己履行职务方面的信息向公众及时公开，至少使其处于可获得状态，公众才有足够的时间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和判断，进行恰当的考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充分了解被考评对象的考评才更具说服力。否则，所谓的老百姓当政府部门的“考官”只能是一场蛮干和作秀。

    抄袭而来的悔过书只能是形式悔过、作秀式悔过，而不是实质悔过。然而正是由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交互性与复杂性，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形式的内容，什么是内容的形式，于是原本用来给不经意犯错误的少数领导干部们改过自新机会的悔过书也被那些本质上已经脱离人民群众的贪官借了去，用来为自己洗脱罪名或减轻处罚的工具。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众所周知，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而言，在东窗事发之前，平日里“文件基本靠抄，听课有人代劳，讲话稿秘书写好”，也正是在由于长期生活在侵犯他们劳动成果为常态的境况之下，才养成了他们抄袭的恶习。

    根据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阐述，任何官员在任职的时候都与社会公众签订了一份诚信和廉政契约，这份契约不是实质上的，而是名义上的。按照这一解释，少数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是违约，也即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同时，如果他们在面临审判的时候依然背信弃义，奉行“拿来主义”，把别人的忏悔录当作自己的悔过书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作秀式忏悔是不是另一种犯罪呢？我想，即使不是犯罪，也是对公序良俗的肆意践踏。

    这些善于形式忏悔、作秀式忏悔的贪官们可能低估了人民群众和法官们的智商，人民群众绝不会因为贪官们在司法的威严面前诉了几句苦，念了几段抄来的台词，发了若干上不得台面的悔过誓言就背离法律和正义，同情这些不值得同情，更不应该同情的人民的罪人。因为，如果贪官们的信誓旦旦值得相信的话，他们又为什么会背弃自己曾经在党旗下的誓言呢？给什么人以改过机会是要视情况而定的，关键是要看犯错者可信不可信，以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考生人格上的不独立是考试法治化的滞后的突出体现，而对考生权利的认识不够，维护不够则是考试法治化滞后的关键内容，由于缺乏权利保障和利益救济机制，考生的正当权利由于考试机构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使考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地方立法，出台考试法规就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一方面，它解决了考生权利保护与救济方面无法可依的问题。当前，考生的正当权利之所以得不到应有保护，往往并不是权利的合理与否存在是非方面的争论，而是法律的缺位，众所周知，在此之前，我国考试方面的立法仅限于国务院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然而由于行政立法的局限性，其对于政府序列以外的事物缺乏足够的约束力，从而就造成了考试管理的乏力和考生权利的虚位。

    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敦促考试机构及考试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章办事，不仅提高考试管理的服务层次和规范化水平，同时还要把考试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上来，一切按法规的规定来办，而不是听由个人主观臆断。既要不折不扣地自觉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也要在考生权利受到侵害，特别是因考试机构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蒙受损失的时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说考试管理的规范化确保的是基本层面的公平，那么，对遭受不必要损失的考生进行赔偿确保的则是后续层面的公平，是一种事后补救，因而也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这样说，近些年来考试规范化程度的提高使考生权利从未然到了应然，而考试条例的出台使考生权利实现了从应然到了已然的升华。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考试条例的出台必将大大推进我国依法治考的进程，更好地充当广大考生的保护神。

    诸如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法治年度人物、大学生年度人物等类似的评选活动可谓五花八门，可出于一些原因，我们对其当选者却知之甚少，甚至都不能说出当选者的名字。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也是如此，我们往往难于记住当选者姓什名谁，都做了些什么，却能够记住其反面人物的名字，对其劣迹也如数家珍。比如去年陈凯歌和张纪中就因拍摄影视剧而破坏环境而入选提名，反面人物入选年度人物提名不仅反映出反面案例更受关注，同时也映射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也不应忽略反面典型。

    对正面人物知之甚少，对反面人物却予以更多关注并不是一种不健康的思维方式，而是人的心理倾向使然，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更具生动性和震撼力，反面题材通常比正面标题更易激起人们的神经感觉末梢，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鸣，于是产生更大的教育作用，从而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因而，相较于正面引导，反面教育往往具有独特的甚至更大的教育意义。

    今年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公示反面人物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如果说公布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当选者是为了通过奖励先进来鼓励后进的话，那么公示其反面人物就是为了通过活生生的惩戒案例来告诉广大公众，图一己私利，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将导致多么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和激起多么强烈的民愤，既给自己抹了黑，也给环境抹了黑，何苦而为之。

    公布正面典型和公示反面人物是当前开展环保教育的两极，就环保教育而言，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既此也彼的关系。并且，仅从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字面意义上来讲，就应该包括绿色中国正面人物和绿色中国反面人物评选两个方面，只有既褒扬了先进，也贬斥了后进，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才能够称得上是全面的、完整的、生动的，才能够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激起更多人的共鸣，从而起到更为广泛而深远的教育作用和环保事业的更有力推进。

    但从法治的角度来讲，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公民做人的权利，保障公民做人的权利就是保障国家的民主进步。然而，至于公民基于言论自由基本之上的网络表达是否理智、恰当、准确，那都是基本权利以外的事情，也就是说，基于严禁追查网民的真实资料之上的保障言论自由远比指责网民不理智更重要。

    当然，政府对于网民“不理智”的容忍也不是无限度的，其底线就体现为法律，也即网民的言论自由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民主权利、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前提。如果网民发表恶意攻击他人的言论，并且从事实上构成了对他人名誉和民主权利的侵害，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法治原理，网民的真实资料及隐私就不在保护之列，而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和法律的制裁。即网民的言论自由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制约之下，并且只应被置于法律的监督制约之下，除法律以外的任务力量和权力都无权对网民的言论自由加以干涉，更不用说进行所谓的“调查”甚至打击报复。

    并且，政府对网民“不理智”保持宽容的积极意义不只体现在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合法保护，还体现为对网民进行理性和理智教育。众所周知，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理应具有比普通公众要高的理性和宽容，政府要求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也只有政府做到了身先士卒，才能够对社会公众起到更好的带动和教育作用。政府下令保障网民隐私权利的积极意义也在于此，它以政府的率先守法教导网民也应该守法，以政府的率先理智教导网民也应该保持理智。

    但任何照顾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以侵害社会公平为代价。对于退役运动员而言，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通运动员相对于优秀运动员的公平，同样的先天条件，同样的培养模式，同样的训练强烈，却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了成功与否的天壤之别，成功者固然欣慰，但对于失败者而言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对失败者予以适当照顾，这是维护基本公平的需要。

    二是社会公众相对于运动员的公平，体育事业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位于塔底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到达塔尖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按照风险愈大，收益愈大的经济学原理，体育竞技的优胜者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尊崇和丰厚的报酬，不只是出于对他们付出的回报，更是因为更多普通运动员的存在，给他们作了物质和精神上的铺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科学家、艺术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报酬，是因为成功的机会成本太大的缘故。运动员也是如此，普通运动员“退役就失业”，只是因为他们不幸担负起了成功的机会成本。

    相比而言，社会公平比运动员内部的公平更具普遍意义，因而更需要确认和保护。然而，通过立法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出路所打破的正是这种社会公平，它以确保局部公平为旨趣，却损害了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公平，虽然讨好了部分人，却是不值得的，也是要不得的。因为退役运动员虽然“弱势”，但社会上还有更多的，甚至比退役运动员弱势得多的更大的群体，如果要立法解决退役运动员出路问题的话，那么是不是也需要立法解决这些群体的出路问题和生存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加大对盗版市场的打击力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但这还不是全部，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觉担负起“拥护正版，打击盗版”的公民职责，特别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更应该以身作则，以拥护正版教材为己任。

    对我们每一人而言，拥护正版教材就是尊重知识产权，而尊重知识产权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明确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主动购买盗版不仅意味着纵容违法甚至犯罪，从公民义务的角度来讲，购买者本人同样意味着违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大学生主动购买盗版教材已经不是贪图便宜的问题，反映出的更是一些大学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后者是未来社会的立身之本。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栋梁，大学生们法律意识决定着我国未来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尊重著作权人劳动成果的体现，更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推动民族的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基于这一认识，大学生们就更应该以实际行动自觉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责，并以此为标尺，考量和磨练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意识。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在我国MBA和EMBA的开办之初，也出现过类似的争议，然而从现在来看，人们对于MBA和EMBA的畸高学费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同，而这些在当初是难以想像的。

天价国学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是同样的学时、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方法，如果教学主体不同，所应支付的成本自然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不能要求大白菜和进口纯天然蔬菜一个价钱一样，大白菜和进口纯天然蔬菜的价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种植成本存在差别。国学班之所以“天价”，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授课者的“天价”。

其实与国学班的天价相比，争议更多的是国学班的“嫌贫爱富”会把普通大众拒之门外，当真如此吗？当然不是的。在笔者看来，人们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担心，是因为混淆了两个概念，即学习国学与到国学班学习，众所周知，到国学班学习只是学习国学的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国学班之外，社会大众还可能通过听公共讲座、阅读相关书籍等方式来学习国学，并且，一些身价不菲的国学教授们也时常通过举办免费讲座等形式弘扬国学。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学习国学与到国学班学习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在今天之前，我一定会回答：不对，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然而，从今天开始，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亘古名言的真理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资助贫困生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资助作为道德范畴，其本质应与经济与回报绝缘。资助者帮贫扶困固然体现了资助者本人的高尚情操和品德，但从资助的根本属性而言，资助者不应与图受助者的回报为目的，否则资助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助，而是投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的回报，这与欠债还钱无异，所以资助本身就成为了借贷；二是感情方面的回报，即使资助者虽然不希望受助者对自己进行经济上的报答，但却要对方表现出功比天高式的千恩万谢甚至低人一等的毕恭毕敬，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由于后者更具隐蔽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这种资助式的感情投资也等同于行善式的资助。

退一步讲，假使资助式的感情投资算得上是行善的一种，那么我们也不可忽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受助大学生的感恩方式。许多人会以为，如果受助的大学生对资助自己的好心人心存感激的话，即使他们不去看望这些好心人，向他们表示自己的问候，但至少也应该写信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并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否则，就是受助者的冷漠、麻木和不道德。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不然。正如人们感动时的举止表情千差万别一样，人们表达自己感激心情时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有人会通过给恩人写信和看望的方式来感恩，但并不等于所有的感恩者都应该且必须采取这种方式。特别是贫困生而言，由于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容易表现出超乎一般人的自卑、自尊和敏感，在这种状态下，为了守住自己内心的宁静，他们的感激通常是通过内心活动和其它方式来进行的，比如发奋读书、努力工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资助者如果武断地以为是受助者不知感恩的缘故，单方面取消贫困生的受助资格的话，那真是大错特错，并且必将构成对贫困生本人的更大打击。